吴潜的第二件任务是发布对襄阳之乱的处分决定。
京湖地方安抚制置大使、兼知襄阳府赵范因为御下失当，激发兵变，作为这次兵乱的主要责任人被连降三级，贬为福建路兵马总管兼知泉州。镇江都统李虎不知缓急，纵兵激化与北军的矛盾，也被连降三级，送往广南西路静江府闭门思过。
荆鄂军都统王旻，治军无方导致部下哗变，几乎丢失了襄阳城，为此次变乱的直接责任人，被直接贬为庶人，送往临安殿前问罪。
其余北军将领李伯渊、黄国弼、夏全（此夏全与德安府夏全同名）坐望不救者，以及南军观望祸事将领王福、杨茂先等辈，全部被减武官阶二级，留待军中戴罪立功。
当然，对于这些人朝廷不可能过于从重处罚，一旦激起二十多支北军兵变，局面就不仅仅是失去襄阳一城可以控制的了。
对于让谁来担任襄阳帅臣的问题，朝廷一度犹豫不决。当下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在江陵的制置副使別之杰，或者黄州的侍卫马军司主事孟珙，但二人都正当把守要冲之地，轻易将其调离，等秋天蒙古人第二次进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时候新晋参知政事崔与之提出了一个方案：将淮东制置使赵葵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接替其兄长的职位。
论起来赵葵和长兄赵范同样是在襄樊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宋第一流将领，对于京湖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其兄。他们一家时代将门，在京湖地区素有威名，比起別之杰或者孟珙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很快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赵范刚刚犯下大错，又提拔他的弟弟担任京湖主帅，难免让地方将帅们认为朝廷处置不公。
政事堂左丞相郑清之这个时候却是一言不发，赵范赵葵依照政治立场划分都是站在他一边的，他此时若出言相挺，只会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实。
真正打动了皇帝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真德秀。
这时候的真德秀已经起不来榻，完全辞去了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的职务在家中养病，生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但当他听到襄阳之乱的消息之后，还是马上硬撑起病体，连续给自己的门生郑云鸣写了三封书信，勉励他奋勇报国，为国家平乱。
他又给皇帝写奏疏，强烈要求由赵葵顶替犯罪的长兄继续主持京湖大局。
“罪其罪者，以彰天子之威，贤其贤者，以示君上之德。圣主仁明，有其取舍，从宗汝霖故事，则京湖易安......”
看着奏疏上虚弱无力的笔迹，端平皇帝几乎要落下泪来，曾几何时真德秀的书法天下享有盛名，笔力雄健，转折如刻刀般有力，如今连好好的握住毛笔都快要做不到了。
这是他用生命在为皇帝做着最后的建议。
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亲自颁布诏命除赵葵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职位，让他接替长兄继续管理京湖一地的军政要务。
此道诏令一下，朝廷上下一片赞颂之声，有人上疏说皇帝这道诏令可以比美上古，舜杀鲧而用禹治水的例子，其德行足以与尧舜圣君齐名，全然不顾及到禹后来得了尧的江山，并且将儿子启名正言顺的传袭的历史。
端平皇帝当然不会因为这一点黑历史就生气，“德比三代”是每个中国皇帝的终极梦想，能够稍微模仿一下舜帝的行为，皇帝已经觉得十分满意。
而吴潜颁布下这道诏令之后京湖上下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谁都知道小赵制置是不亚于老赵制置和大赵制置的名将，当年在扬州城下用计巧破李全，连蒙古的宣差都称颂他是当世少有的能战之人。何况赵家父子在京湖威名素著，就算是北军将士也都对他们有所忌惮。得到小赵制置这样的人来主掌京湖众人心中悬着的大石头也被卸了去。
在赵葵上任之前，京湖督视府与荆鄂副都统司暂时掌管襄樊的一切军政事务。而整个京湖的事务则暂时交由江陵方面负责。
翌日，汉水的码头上人声鼎沸，一方面是洞庭渔民头领张膛和儿子张惟孝率领着洞庭的船队离开襄阳返回家乡。一方面是池州都统万文胜派遣统制张万荣率领战船一百只、战士一千人抵达。
郑云鸣与刘廷美来到码头上给张膛父子二人送行。他冲着张惟孝说道：“大丈夫应当留名青史，不能总是虚度光阴，怎么样，到我军中来效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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